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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引申为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不只限于汉族。大多情况下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一讲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故事-汉奸的故事。

　　抗日战争中究竟出了多少汉奸

　　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的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精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之类。还有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族入侵之时，都会出现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出现这么多汉奸?这些汉奸是这么炼成的?

　　这或许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探讨。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其次，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最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这些外因，也只为抗战其间汉奸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这些恶之花的五彩缤纷，还得寻其内部原因。

　　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其间，出现了大量以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原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爱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然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糊，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从国民党来说，先是“九一八”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后来是公开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坚决要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后，蒋介石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要消灭新四军;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暧昧的谈判。从共产党来说，也在抗战中奉行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的方针，毛泽东怒斥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暴露了共产党的主力”，引来了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是在敌后搞游击战，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军队从红军仅剩的三万人，发展到百万之众。

　　要之，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就是抗战中，汉奸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汉奸这个词语的争议

　　从字义上理解，汉奸应该是指汉民族中的败类。《辞海》给“汉奸”下的定义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因此，“汉奸”这词还有个古今、专利之分(只属于中国人的专利)。汉奸这词起源何时，恐无法考证，但西汉以前肯定还不曾出现过，因为那时还没有“汉”;甚至汉朝以后到北宋以前恐怕也不存在这个词，因为在历史记载的一些民族败类中，秦桧以前统称“败类”，秦桧以后才有“汉奸”这个词出现。

　　不但字义上不够清晰，而且在应用上有时也很困惑。按照定义去理解，历史中有些应该被归入汉奸行列的人物，却并没有人骂他们汉奸;有些一直被骂作汉奸的，却还真有些情有可原。譬如说范文程。清能够灭李、灭明，他的作用实不可低估，算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而同一时期的吴三桂却是人人皆骂的大汉奸。但看看吴三桂做汉奸的历史，有些却实处无可奈何。当时明、顺、大清三足鼎立。以兵力计，李最多，号称百万;明次之，但已不足自保;满最少，却也有十万。而吴只有区区四万兵马，想要立足而保明，非联李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无有独身的。

　　但无论是哪种选择，他都受制于人，非两全之策。而且从名节上讲，投清是背明，落汉奸之骂;降李则背主，负不忠之名。吴三桂也选择过忠君，领命后他卷甲赴关阻清，但明被李亡，崇祯已于煤山殉国;想护南明弘光，又鞭长莫及自己还无可退路。他选择过投李，但农民军入城后，疯狂捕拷明朝降官，大肆抢掠金帛美女;更何况，他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受凌辱。他选择过成仁，却又被部将所劝，而且成仁也决不是一件轻易下得了决心的事，对道学家来讲，成仁是可以保住名节，但作为一个三军统率，他手下有四万将士，自己成仁了，他们怎么办?这种不负责任也不是大丈夫的所为。试问一下，倘若换了其他人处在此种境地，又能够怎样?他没得选择但又必须选择，而无论他怎样选择，反正横竖不会是好人。此等尴尬，不是身处其中之人，恐怕永远不能体会。

　　更为复杂的是，据现代学者考证，吴三桂当时降清(本意是想联清)，是想用明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兵来灭大顺，以期达到清、明南北而治。这也是“阶级仇”超过了“民族恨”，和南明弘光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基本一致。从以上历史条件来看，吴三桂也算是“时势”逼就了他这个“汉奸”。但这种委屈却并不是理由，因为当时汉族被异族所蹂躏，终归是由于他的降清起了关键作用。吴三桂的被归入汉奸(而且是中国十大败类之一)也属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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